较之五大名窑，山西瓷业无炫耀名声。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即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据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山西南北已出现许多瓷窑，从这些遗址中都有出土大量原始青瓷。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始烧于唐，它虽位于河北，此窑系却以山西窑场最多。明代时山西南部流行的低温釉陶器法华陶器，更是独具特色。其足以反映出当时制瓷业的兴盛与发达。然而，说起陶瓷文化，言必称五大名窑，言必称景德镇，殊不知山西也有灿烂的陶瓷文明。

　　山西瓷器业的记忆碎片

　　山西制瓷业历史虽悠久，地位却不显赫，然而规模宏大，且遍布于全省各地。后人在平定窑、浑源窑、榆次窑等处发现过大量隋唐时期属北方白瓷系列的白釉碗碟。

　　北宋时期，曾在太原设立过官窑。1936年，在太原坝陵桥一带曾发现瓷器仓库一处，内藏瓷器百余件，并伴有“大宋河东路窑场”的铜印一颗。太原瓷家陈格曾制造出一种“交釉瓷”，其花纹搅拧，灰白相间，犹如木之年轮，故又曰“木理纹瓷”。此时，山西瓷窑已分属于定州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系统。元代霍州窑有匠名彭君宝，始效仿定州窑，后推陈出新，青出于蓝，终创出了“新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霍窑”或“彭窑”。这一时期，由于煤炭的普遍使用，为山西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遗憾的是，由于山西一带宋初仍为北汉辖治，赵匡胤三下河东，久攻未果，故在评审御窑时，不在范畴之内，使之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五大名窑皆布周边，而如介休洪山窑这样的出品在当时已达到了相当水平，毫不逊色于入围者。

　　进入近代，随着高岭土的不断被发现及窑口的相继设立，山西的瓷器产量有所增加。光绪三年（1877年），晋城县窑儿村发现瓷土，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瓷器已为该县大宗输出品。较之外省出产，山西瓷器多为粗瓷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其进步仅是数量上的。另外，山西的陶器窑口更是量大，除晋北右玉、怀仁两县的碗坛缸瓶等销往绥远外，其余均在本省。

　　到抗战前夕的1936年，全省有陶窑123户，分布于临汾、潞城等25县，资金总额1.1万元，工人530人，年产各类陶器263.7万件，产值9019元。瓷窑则有217户，分设于介休、平定等48县，其中保晋公司阳泉铁厂附属瓷厂、西北窑厂、工业专门学校三家为官窑。为鼓励细瓷生产，1918年，山西工业试验所窑业部设立了细瓷部，并由景德镇聘请两位技师前来指导生产。当时瓷土的来源地是太原西山冶峪、东山的孟家井还有静乐等地的石英，成品是一些日用品。保晋公司阳泉铁厂附属瓷厂的细瓷产品曾于1929年在上海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获得优质奖。1933年，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大北门建立的西北窑厂采用了先进的“倒焰窑”生产工艺，月产3万件日用细瓷，工人达400余名。1936年，全省瓷器生产总值为22.2万元。抗战爆发后，官办关门，民办窑厂相继停业。

　　山西瓷窑地图

   ［大同窑］

　　在今大同境内，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青瓷窑”，距城23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主，兼有少量茶叶末釉；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怀仁境内，故名。《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的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浑源境内，故名。《大明一统志》中便有浑源产瓷器的记载。清乾隆《浑源州志》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2001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浑源县发掘一处古代瓷窑时，出土了大量的“镶嵌瓷”，该发现表明过去被认为是朝鲜独有的“镶嵌瓷”在中国古代也有烧造。发现的镶嵌青瓷主要有各种类型的碗、盘、枕，其装饰题材主要有牡丹、菊花、禽鸟、网格纹等，边饰有双线纹、回纹等，还发现有印花、刻花瓷器。浑源镶嵌瓷的出现，说明中国不晚于12世纪中叶就可烧造“镶嵌瓷”，不但为了解中国北方瓷器烧造史提供了实物依据，而且为探讨镶嵌瓷的起源以及研究中国北方与朝鲜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榆次窑］

　　在今太原孟家井，孟家井旧时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年）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瓷窑创烧于金代晚期，元、明时期达到鼎盛，规模宏大，到清朝晚期逐渐废弃。孟家井窑址遗存有大量瓷片，主要有白釉（牙白、黄白、纯白）、黑釉（纯黑、灰黑）、青釉、紫金釉及绿、蓝琉璃，品种繁多，色彩斑斓。瓷器的瓷形有碗、钵、盒、罐、盆、灯、印花、刻画瓷枕等，还有胎体坚硬的琉璃筒瓦、板瓦，其制作精细，烧造温度高，胎细质坚。瓷器花纹从简单的绳纹、松枝到精美高雅的菊花、莲花，还有生动活泼的动物图案，而兔毫、釉滴、绞胎器为孟家井瓷窑的典型代表瓷品。孟家井瓷窑历经1959年、1962年、2000年三次调查挖掘，为流散于民间及收藏于国内各博物馆的一些瓷器找到了归宿，也为明代晋王府、晋王陵所用的琉璃瓦找到了产地。其白釉印花碗之碗心一圈刮釉的特点，具有典型金代作风。因其对北方金、元时期瓷器的发展历史有极高的研究价值，1965年被公布为省级保护遗址。

　　［平定窑］

　　在今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见习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邢窑、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之处。

　　［交城窑］

　　在今交城境内，故名。始烧于唐，以白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白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赭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赭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白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特色。

　　［霍县窑］

　　在今霍州陈村，故名。为山西1970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洁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是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馆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年）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长治窑］

　　在今长治县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种有白釉、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有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此类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罐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其它］

　　除上述著名窑址外，山西历史上出现过的窑口还有蒲州窑、阳城窑、广灵窑、长子窑、壶关窑、灵石窑、襄陵窑、岳阳窑、河津窑、吉县窑、乡宁窑、曲沃窑、翼城窑、夏县窑、赵城窑、沁源窑、静乐窑、寿阳窑、武乡窑、和顺窑、昔阳窑、河曲窑、崞县窑、保德窑、繁峙窑、定襄窑、马邑窑、五台窑、盂县窑、临县窑、天镇窑、隰县窑、浮山窑、蒲县窑等等，可谓遍布于全省。

　　介休窑薪火相传千余年

　　2004年6月17日，介休市老城南街在旧城改造工程中发现一处古瓷窑遗址。坑中散布着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可以确认为古代的一处烧瓷窑址。大楼基础距今地表深6米，地表2米以下即为古瓷窑烧造时期的堆积，堆积厚约4米。

　　采集到的标本以白瓷为多，兼有黑瓷，还发现有少量红绿彩。白瓷以施化妆土者为主，分印花与素白两类。印花者所占比例为大，但花纹多模糊，都是在青坯上印花而后施化妆土再施透明釉入窑烧成的。胎色或黄白或灰色。胎土淘洗纯净的细白瓷则所见不多，器形有碗、盘、深腹钵、罐、杯、盆、洗、器盖等。通常概念上的白瓷黑纹式介休窑器物此次未发现。黑釉器物中有罐、盆、碗等，虽历经数百年釉色依然黝黝乌亮。黑釉中的油滴釉器物，油滴作不规则析出，有的还在黑花间划以筋脉纹样。其烧造工艺独特，支烧时采用了白色锥型支钉支烧，但支钉较粗，支钉有3、4、5、6、7等多种，这是以前在其他地方未曾发现过的，为以往所见不明窑口的此类白瓷找到了归属。从特征看，时代当在元中期以前。

　　虽是烧瓷窑址，但由于发现瓷片处为一座楼宇之一角，开挖范围十分有限，所以尚未发现窑之炉口。但从介休城南门外旧时堆积得比城墙还高的灰渣山判断，隐约可感觉到它的规模。而位于县域东南狐岐山下洪山镇介休窑的名气却实在不小，它曾是宋之九大名窑之一。之所以未进入五大御窑系列，有种说法是，宋廷在设立御窑时介休尚属北汉之地，还未“解放”。

　　九大名窑之说名实相符。1957年，当地因进行水利建设而发现了介休窑宋窑遗址。从遗址发现看，其以白瓷烧制为主，兼烧黑瓷、白釉黑花瓷和褐彩瓷等。施釉一般近底部，圈足内无釉，足端平切。早期白瓷器物胎体厚重，晚期则趋薄，有薄胎印花碗、盏等，碟型多为花口状，内饰以直线凸纹，产品还为盘、罐、盆、盖碗等日用器皿。偶尔拾得的一些精细白瓷，白度经仪器测试为78.3度，胎质细腻、透亮，敲击清脆如罄，几乎可与现代白瓷媲美。白瓷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剔花等，纹饰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与定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不似定窑产品那样太讲究均衡对称。常见图案装饰有缠枝花卉、折枝叶纹、婴戏牡丹等。器物普遍敷以化妆土，纹饰部分因用料较多而凸起，高出釉面。此外，盘、碗内心露胎五角、六角纹者亦不少，还有一种白地红花的划花装饰，也为特色品种之一。碗、盏等器的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垫烧，碗内多饰缠枝纹。盘、洗四周则饰以孩童荡船纹饰，这种纹饰，不见于其它瓷窑。介休窑的原料为白坩、垆坩、黄坩。金代产品器内心刮掉一圈釉，露出胎体。

　　窑址不远处，是晋中名泉———鸑鷟泉，俗称源泉，鸑鷟为凤之别谓。郦道元《水经注》中有“石桐水北流而注入汾”的记载，此泉早先叫石桐水。泉侧建有源神庙，庙中立有一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的《源神碑》，碑上有“丹炉炊频，洙风扇?，高士云集，舆舡频届，陶剪翠珠，名彰万载”的记载，碑阴题有“瓷窑税务任韬”的署名。石碑昭示，只有当时的烧制已很发达，才会引起官府重视，才会在此设官课税。

　　我在上海博物馆曾见到一块介休窑瓷品的残片，白地黑花，走笔类于磁州窑风格，具有“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怀素《自叙帖》语）的狂放。山西多名窑，平定窑、介休窑、霍窑、大同窑、浑源窑、怀仁窑、阳城窑、盂县窑、蒲州窑、长治窑、交城窑、榆次窑……但能达到介休窑出品者尚不多见。

　　酿酒须美泉，制瓷亦然。狐岐山因有源泉，而“浓泉百道，绿柳千株，异鸟吟吟，祥花熠熠”（见《源神碑》）。此泉“如万斛珠随地而涌，又如鸥如鹭，腾骞于烟汀沙渚。其声泠泠然，锵锵然，若理丝桐、鸣环佩也。而澄流百步，派分三河，漰湱澎湃，则又风雨骤至，雷霆乍惊，铁骑突出，有荡胸之势焉。”（见明万历十九年《新建源神碑》）泉水所到之处，水磨轮转，浣纱捣衣，稻田秧长，鱼池鳞跃，一派江南景致。介休窑的白度极高，国内罕有，大概就有泉清水洌、池澈流湛的原因吧。白色正是宋瓷之主流。古时画家好绘雪景，而其中又以宋时丹青大家李成、范宽、郭熙为突出，雪具有和画家心灵一样的高洁，士大夫的喜好也影响到了民间，雪之白也影响到了瓷之白。

　　介休窑的熊熊炉火从唐宋一直延续到了今日，薪火相传千余年。

　　山西数千年源远流长的陶瓷制造史赋予三晋文化丰富的内涵。然而近几十年来，山西乃至中国陶瓷无论在器型的设计、造型、画面、花样还是烧制方法都落伍了。中国陶瓷的产量虽多，且有出口，可主要是生产人家不愿意做的日用中低档陶瓷，且售价低得可怜。中国陶瓷已经从五大古代名窑发展到十大产区：江西景德镇、河北唐山、山东淄博、广东佛山、潮州、湖南醴陵、浙江龙泉、福建德化、山西怀仁、广西北流，且这十大产区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山西怀仁的日用陶瓷产品已成为市场上的新宠。从怀仁瓷器身上让人们看到了山西陶瓷业的希望所在。